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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重要考古进展推介:《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发掘报告》
发布时间:2025-12-26     浏览量:

西北地区重要考古进展推介活动——考古研究类成果申报


成果:《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发掘报告》

申报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申报人:种建荣

成果简介:

      《岐山孔头沟》发掘报告于2024年11月出版,出版社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全书共四卷本168千字。
        2006年至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孔头沟遗址进行了聚落结构调查、重点区域钻探和针对性发掘,发掘了先周至西周时期的一般居址区、西周铸铜作坊与墓地等遗存,确认了该遗址是商周时期周原地区一处大型聚落,可能为非姬姓高级贵族的采邑。
        本报告系孔头沟遗址 2006 年至 2008 年田野考古工作报告。包括前言、画图寺铸铜作坊发掘、赵家台与独山居址发掘、宋家墓地钻探与发掘、遗址聚落结构调查、孔头沟商周聚落性质采邑说共六章。这批资料初步揭示了西周王畿地区高级贵族采邑的文化、聚落与社会生活图景,推动了西周王朝核心地区的区域聚落形态与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为探索中国早期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新样本。
1.成果来源
         (1)国家级项目阶段性成果
        本成果是 申报人暨报告主编种建荣主持的国家文物局2024年度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西周王朝核心地区国家形态的考古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该成果于2024年立项,项目期5年,资助金额119万,课题主要对西周王朝核心地区的大周原地区晚商至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存展开研究。
        “大周原考古”是作为一个区域聚落考古课题提出来的,该区域被认定为晚商时期周人迁居“岐下”的核心活动区,可能是文献中“小邦周”的政治中心。“大周原”在商周时期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地理单元,对探讨西周王朝起源及早期形态至关重要。
        孔头沟遗址作为大周原西部的重要商周聚落,规模与等级仅次于周原遗址,比肩周公庙遗址。对孔头沟遗址的研究为还原西周王畿贵族生活图景提供了依据,推动了区域政治地理结构研究,其中蕴含的“宗法制”“分封制”实践,为解析中国早期国家治理模式增添了关键实证
        此外,成果还受到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聚落与社会研究”(批准号:12&ZD150)、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西周墓地结构与族群关系研究”(批准号 19YJC7800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9 批面上资助项目“西周墓地结构研究”(资助编号 2021M692001)支持,以及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平台的科研人员支持。
         (2)前期工作和成果的进一步深化
        1)田野考古发现情况
        孔头沟遗址曾数次开展文物调查或小规模发掘工作,发现有空心砖、制砖窑等重要遗存,提示我们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商周遗址。2006 年至 2008 年,我们对孔头沟遗
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包括聚落结构调查、重点区域钻探和针对性发掘,发掘了先周至西周时期的一般居址区、西周铸铜作坊与墓地遗存。
        2)大周原地区聚落结构与聚落形态研究现状
        周原地区的聚落结构研究较为丰富。我们已经认识到周原遗址是关中西部区域的唯一中心聚落,可视为都邑性聚落;等级稍次之者可称为大型聚落,共有 27 处,是小
区域的中心。对于孔头沟所处区域的聚落形态考察正是基于这一基础上开展的。
        但这些聚落的分布情况多来源于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大型聚落中经过大规模发掘、详细解剖者甚少,对大型聚落的内部结构研究还稍显不足。孔头沟作为其中发现
功能区较完整、发掘规模较大的遗址,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对孔头沟遗址的全方位研究与发掘报告编写工作,并最终形成本成果。
2.基本内容和观点
         (1)对象与方法
        本成果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孔头沟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考古遗存,采用创新性考古整理方法,形成资料与研究成果并重的专著。研究注重四大方法论创新:
        1)主位分类法:在陶器研究中,依据文化特征划分高领袋足鬲、横绳纹鬲等类别;陶范研究突破传统形制分析模式,提出“器范并重”原则,既记录范料、结构,也结
合铸造器物的类型(如容器、乐器)进行分类,先按功能(陶模、外范、内芯)描述,再按器物类型发表。
        2)背景本位分析:从“器物本位”转向“背景本位”,强调遗存出土位置、共存遗物及组合关系的分析价值。例如陶范研究不仅关注本体特征,还系统记录其出土单位信息,分析共存器物并考察不同陶范的拼合可能性,以复原铸铜工艺及作坊运作。
        3)四维器物研究范式:以“形、名、位、用”四维度深化器物研究。“形”结合类型学与主位分类,既辨识分期特征,也提取反映古人分类意识的形制;“名”通过形
制与功能命名新器类(如牌形韅饰),并考证文献名物(如金文“金簟弼”对应车舆围板饰);“位”涵盖微观陈放方式与宏观空间分布(如墓葬区、聚落布局);“用”通过墓主身份(等级、族属、性别)反推器物的社会功能与使用制度。
        4)遗迹形态研究:提出“遗迹分布形态”概念作为聚落考古分析单位,揭示古人有意规划的遗迹关联性。墓葬研究聚焦“墓位形态”与“墓地形态”反映的墓地结构;居址研究识别“遗迹组合”“鱼鳞状灰坑群”等典型分布形态。
         (2)内容和观点
        本报告系统整理了2006至2008年孔头沟遗址考古成果,聚焦铸铜作坊、居址、墓地与聚落结构研究,最终论证该聚落为商周时期非姬姓高级贵族采邑。
        核心观点包括:
        1)铸铜作坊的功能与结构:画图寺铸铜作坊主要承担铸铜生产中的浇铸功能,出土的一件铭文芯表明西周铭文制作方法存在一种“堆塑泥条芯作铭法”,通过作坊结构的分析,发现“鱼鳞状灰坑群”遗迹组合。
        2)居址的起止年代与文化面貌:赵家台与独山居址出土先周晚期至西周初期连续发展的遗存序列,为先周文化探索提供关键证据
        3)随葬品器用制度及墓地形态与结构:宋家墓地发现西周早期至晚期墓葬900余座,其中双墓道大墓M10与单墓道大墓M9随葬车马器数量创目前已发现的西周墓葬之最。宋家墓地的墓葬族属为较单纯的非姬姓西土族群。其墓地形态的突出特征有三:一是同族系墓葬按等级分区而葬;二是大墓带小墓按年代分区而葬;三是大墓之葬居中,以尊卑为左右。
        4)聚落结构调查:聚落调查确认该遗址商周时期为主体遗存,与仰韶、战国秦汉聚落无延续性。孔头沟商周时期的聚落自先周晚期开始逐渐扩大,西周早期基本定型。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的聚落范围基本稳定,但聚落内遗迹密度有所增加。聚落内功能区划在先周、商周之际不甚明确,西周文化时期出现了几个稳定功能区,如赵家台制陶作坊区、画图寺铸铜作坊区、宋家墓地区等,具有明确的功能划分。
        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的开始年代,与周原遗址有别,而同于周公庙遗址,说明孔头沟商时期聚落的形成背景有可能同于周公庙聚落。在周原地区,还有眉县杨家村、凤翔劝读、水沟、宝鸡蒋家庙等商周时期大型聚落的起始年代也均为先周晚期。先周晚期多处大型聚落的同时出现,可能正反映着分封采邑的史实。
        5)孔头沟商周聚落性质采邑说:基于聚落结构、区域政治地理特征、社会形态及铭文证据,提出孔头沟是西周王畿内非姬姓贵族采邑,很可能为太公家族采邑,为早期国家治理研究提供重要案例。
3.成果的学术影响与社会效益
         (1)学术影响
        本报告是一本资料介绍与研究成果相结合的专著。在研究性整理过程中,产生22项学术成果(含5篇简报、15篇研究性论著及2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10篇发表于CSSCI期刊,8篇发表于 CSSCI 扩展版或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简报《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西周墓葬M10的发掘》获陕西省第一次考古学优秀成果奖,研究性论著《商至西周时期铜䡇研究》以孔头沟 M9、M10 出土车䡇为研究对象,兼及考察西周时期其他同类型器,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上述文章涉及形制分析与器用制度探讨、组合关系与性质判定、功能区关联性及整体性质研究,通过“遗物-遗迹-聚落”这一层级结构,深化了对西周采邑组织与运作的认识。
         (2)社会效益
        1)文化遗产价值效益
        孔头沟遗址作为西周王畿内周王直接管理的采邑,其考古发现集中体现了文化遗产的三大核心价值:历史价值(揭示西周国家形成与礼制文明演进)、科技价值(早期
中国铸铜技术体系)、艺术价值(出土器物造型与纹饰展现艺术美学)。该遗址不仅是大周原地区商周政治地理研究的实证锚点,更是中国早期国家治理模式与礼制文明起源的关键物证。
        2)西周礼制与文明基因研究
        西周社会以“礼乐文明”著称,其核心内容即西周礼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孔头沟遗址作为西周高等级贵族采邑,展现了西周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其所在的
西周王畿地区,是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锚点。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理念一直传承至今,充分展现了周人的政治智慧。孔头沟墓葬中保存的礼器,其组合方式、使用方式、金文与器用制度,墓地的排列方式、人群构成与丧葬制度等,均是礼制研究的切入点,也是研究文明密码、赓续中华文脉的着力点。
        3)中国早期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
        西周王朝被视为中国“大一统”之始(《公羊传·隐公元年》)。孔头沟遗址作为西周王畿内贵族采邑的代表,其兴衰起伏与以宗法制、分封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发展休戚

相关。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当今社会提炼中国早期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践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运用考古研究成果“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